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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为何热衷于“强拆”

时间:2018-11-18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网络    作者:佚名 - 小 + 大

强拆这个字眼,与暴力、野蛮共同形成强权侵害的关键词,一定范围内代表着“公权”逐利的无节制;之所以将公权加上双引号,是因为这种权力并非代表着公共福祉的权力,很多时候是权力私有化的意志体现。

 

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颇为曲折,即使在结束动荡之后的相当长时间段内,国内经济亦是面临着相当的困难,多数的国民生活水准是贫苦相伴;经济增长的复苏,是在南方巡回讲话精神的落实,摒弃以政治斗争为纲目之后,才得以步入正常轨道之中,在这个过程中,政府或者说是公权力,在引导经济的快速复苏,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和贡献,但后遗症也是显现的,即公权力在制定经济活动规则的同时,也在毫不避嫌的参与着市场活动,通俗的讲,就是在市场活动中,既扮演着裁判者的同时,也扮演着运动员的角色,造成了职能定位的混淆。

 

文革这场全民参与的暴力活动中,将民主与专制的极端性挥发的淋漓尽致,在领袖不反的前提下,任何官僚都是人们可以斗争的对象,官僚的行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,于是,在结束文革之后,在避免行政机关不受干扰制度安排下,加强领导集权限制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是保护官员的一项重要措施。

 

政府参与市场活动和领导的集权,是公权力逐利的原动力。其中,由于制度设计对权力运用几无限制(文革后制度设计初衷之一就是为了加强领导集权),中国的政治传统过于强调为官者的个人操守,个人的私欲等因素使得公权力不可避免沦落为相对部分官员的私权;官员,他的属性仍是社会人,在权力不受限制的现实下,依靠自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。

 

在本世纪初,主政者决定将房地产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后,地产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,以致于房价之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,虽然绝大部分的国民凭借正常的收入无法完成住房梦,但房地产是确实是权力转化为利益的最佳平台,房地产的暴利使得权力不可遏制的进入其中逐利,于是,在利益的刺激之下,强拆是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最为直接的手段。

 

应该承认,强拆制度设计的本意并非与民争利,但当公权力沦为私权时,特别是强拆与罪恶通行时,强拆的本意已被完全的曲解,这绝非“个别地方政府或官员盲目追求片面政绩观”所能解释。

 

与强拆相伴随的是,随着城市化的快速盲目的扩张,地产业确实的使得城市近郊的农民土地获得了巨大的成绩,就在笔者所租住的杭州城,依靠土地的转让,郊区农民一夜成为百万,甚至于千万富翁,不是神话;强拆在网络或是令人非常愤慨的词汇,每当有此类事件的发生,网络舆情均是沸腾一场,在这场舆论中,一致对强拆表达着无边的愤怒,和对制度的口诛笔伐;但据笔者观察在杭州的所谓强拆,很多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争吵,尤其是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基层干部,是借反强拆的名义争取利益的最大化,而这类闹剧,往往是以赢得道义的同时,伴随政府的妥协而结束。

 

至少在杭州,据笔者的观察,所谓的强拆是绝大多数近郊农民所欢迎,甚至于对其望眼秋穿,那样就能迅速的摆脱土地的束缚,并能获得巨大的财富,是所谓地方政府和近郊农民“双赢”的局面。

 

强拆并非好事,它不止使得个体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,同时,社会财富的流通,在生产力并没有得到释放的基础上,地产,只是借助公权力将财富将多数人向少数人快速集中的一个过程,是对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巨大障碍,是推动社会快速溃败的最大推手。

 

为何强拆,只因利益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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